问:你曾提到美国正处于内战状态。但我觉得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你能讲讲,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吗?
达利欧:我所说的内战,确切地说,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内战:
双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并且愿意为捍卫自身的利益和信念而战,以获取他们各自想要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法律体系将如何运作?它是将成为双方这场斗争的阻碍?还是说,将会有一场让这项事业(斗争要达成的目标)变得比任何事物都更为重要的斗争出现?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横亘在眼前的不仅是财富鸿沟,更包括价值观的分歧。这正是当下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已经多次见证这种情况的发生。至于局势究竟将走向何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很显然,我们现在确实处于这种内战的状态中。难道不是吗?
问:很显然是的。但这种分歧该如何解决?我的意思是,它们显然是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但还有其他方式吗?
达利欧:通常情况下,这些分歧是通过冲突的方式来解决的。因为双方最终到了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地步,甚至都不想对话,也不愿意遵循法治。
就拿处理诸如“庇护城市”或是执法权限等问题来说(注:庇护城市——2024年11月19日,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城市命名为“庇护城市”,意图通过立法来保护无证移民。这项法令的通过是对川普政府的一项明确挑战),我们必须明确:谁才拥有执法权?
我们可以推演一下,强制性的执法权指的是警力等,比如持枪人员。但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另外行事,即使法律规定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但对他们而言,这并不会成为一种阻碍。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局面之下。所以我们可能已经错过通过妥协和同理心等手段来解决问题的阶段了。
情况通常就是这么发展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种对于现状的恐惧,推动人们去产生寻找另外一条出路的需求。就像此前我们讨论债务状况一样,当下是否能够有类似于当时成立财政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我判断,我们将看到是更为严重的碎片化的现象——美国各种各样的州,这些州、那些州将更加地分化,会看到更多的分歧和分裂。
但你要知道,这就像是历史的一种循环。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它在历史上曾反复发生。通常情况下,它会按照自身规律发展。
问:因此,过去30年,美国领导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完全忽略它,只要单纯无视它就好了?
达利欧:事物都是有周期的。这个周期的循环始于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总统)和蒂普·奥尼尔(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共事时期。他们以某种方式合作。在那时,债务、贫富差距或价值观差异等问题的表现还不是那么显著。因此在过去那30年里,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形成像如今那么强烈、严重的两极分化。而现在,两极分化则进一步加剧了。我在得出任何判断前,都喜欢先观测事物。如果你曾观察过统计数据,你会发现:衡量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投票差距,是自1900年以来的最大差距;而跨党派投票率则处于自19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选举中,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和隔阂。这不仅仅是一种演变,更是美国目前所身处的现状。这就是那些无法调和的问题。问:当然,我同意你的观点。衡量这种变化的方式有很多种,你的每次观测最终都指向相同的结果,那就是美国正在走向两极分化。
问:但说句老实话,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导致如今这种哪怕放在35年前也难以想象的两极分化?
达利欧: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的系统运转良好,因此惠及了大多数人,但这些因此而受益的大多数人,却是缺乏生产力的。变化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收入。所以如果你考虑上教育这个因素,以及衡量一个人生产力或者说受培训程度的高低。你会发现,这几乎也决定一个人的收入。而一个人的生产力也可以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因此你会看到,一个巨大、巨大的鸿沟存在。举例来说,以那些独角兽公司们(注:指那些创办时间相对较短、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新创业公司),以及在技术领域所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叹的变化为例,归根结底来说,这些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推动变革、创造奇迹的人,他们都去过最顶尖的大学,进而创造了这些美好的事物。在美国这个人口数量超过3.3亿的国家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大约在300万人左右。但你若是取一个平均值,却会发现,60%的美国人的阅读水平低于六年级学生的水平。这可是60%的美国人啊!因此当我们在解决诸如教育问题时,就必须使这一部分人口(60%的美国人)具备生产力。并且通过提高生产力,他们能够变成具备良好教育背景、富有产出的人。他们赚取金钱,而这个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好。而许多事情之所以发生了变化,正是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两者相结合所带来的结果。回想一下,你可能还记得,那些在汽车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美国中产阶级工人是什么样子的,并且清楚制造业是如何被催生的——一群外国生产者与自动化的结合改变了一切。这导致更为悬殊的贫富差距的出现,并且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也出现了巨大的价值观差异。达利欧:这两者,我认为兼而有之。举个例子,在迪拜的世界政府峰会上,你会看到每位参会者的“全球化程度”都非常高,让我们姑且将他们称为“精英阶层”。他们之中的精英聚集在峰会上谈生意、接受媒体的访问。但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也还有人在为最基础的生活用品、为了维持温饱而奔波着。因此贫富差距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但价值观差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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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变革、爆发的边缘,这一点似乎会加速那些造成现状的趋势的发展。如果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效率,但与此同时,却在美国导致更多的人失去了“有意义”的工作。这又将发生什么?
达利欧:这需要制定一个行动方针(game plan),并且据此行事。这是重中之重。
换句话说,我可以描述当下我们所处的现状,而且我们也都认同需要有一个相应的行动方针,但我没有权力参与到这个行动方针的制定中。问:但既然你认识每一个人,而且你一生都在与各界人士交流,你还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投资人之一,你肯定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些问题。你是否了解目前有哪些正准备实施的行动方针?
达利欧:是啊,这听起来是挺疯狂的。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这不是机械地来看,而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从一种集体主义、跨国多边、各方共同协作的环境,转变为一种单边主义、追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环境。这也催生了官僚主义作风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我们从一个拥有着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环境,转变成一个各自为政的局面。
换句话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都只关注“我的利益是什么”。身处其中的人们,只为此而战、为之而奋斗。
目前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现实局面。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各方缺乏统一的认知与协作)以及,谁拥有着控制权?
我的意思是,关于控制权的更替是非常迅速的。但问题是,谁来制定未来的行动方针呢?
现在,各方为了获得控制权而争斗。一旦有一方掌权,就应该迅速采取行动。但问题是当这样来做事时,我们却缺乏连贯性,无法共同持续合作,进而制定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针。
问:我认为,应该是由那些研发技术的人来负责。说得更具体一些,它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企业,以及像谷歌、微软和山姆·奥特曼(Open AI创始人之一)等角色。
达利欧:你太理想化了,似乎理所应当地认为,“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协作”。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务实一点。
问: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向全世界民众推广了某种东西,那么人们问我“你认为这会对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很公平合理的。
达利欧: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这种追求所谓合理的想法,忽略了我们正处于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现实环境。
就拿技术竞争为例,任何想要推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一方,都肯定想要击败它的竞争对手。更不用说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了。
我只是在向你描述现实情况。这就是现实。所以当你说他们“应该”……那只是“理论上的应该”。
比如,有人说“他们应该制定出更有利于全体民众和谐共处的规则”。我同意“他们应该这样做”。但事实上,我们应该现实一些。
问:哈哈,我知道,我都55岁了,但我还是会感到失望。我想说,你绝对是正确的。不过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听你进行道德说教的,我自己也无意于发表说教。
我只是想知道,你认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真的具有那么强大的变革性吗?它们的影响力真有你说的那么大吗?
达利欧: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Hugely.The greatest.)
我研究过历史,比如印刷术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等等。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是人类目前遇到过最大、最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将彻底改变所有领域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改变适用于任何事物。
无论你在做什么,它都会让事情变得更高效、更强大。但这也同样适用于战争领域。一切事物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为任何需要用到思考的事情,都会受到它的深刻影响。
问:你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技术马上就能够实现的会是什么?按照现阶段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能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达利欧:根据目前对人工智能的测试,它所显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有的人工智能都能够通过相当于各个领域博士水平的测试,并且是在同一个思维框架下进行的。从而产生所谓的“多元思考者”(Molly Paths),即那些能够跨领域进行思考的人。因此人工智能的运作方式,可不只是在某个领域达到博士水平,而是在所有领域都达到博士水平。它能够跨领域思考,并给你提供答案。并且由于在学习过程中,它的知识不断积累,这反过来也加速了这种变革。这就是当今的现实,只是人们暂时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切。但很快地,人们就会把各种各样的问题交给人工智能来解决,向它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等。这些策略将能够综合考虑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并且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如何运转的。这么来想吧,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比如经济政策、金融问题和健康问题等,它们彼此之间都相互关联。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一切都非常复杂,以人类的思维很难全面思考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可以把所有复杂性和因素都考虑在内的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的思维伙伴——它能够超越人类的思维能力去思考众多复杂关系,并且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位医疗领域人士曾给我举过一个例子,人工智能系统地学习各类病因,掌握我们每个人的大量数据,包括个人经历、身体各个部分的诊断结果等,并且长期跟踪、观察这些数据。比如,你呼吸的空气如何?目前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承受着怎样的压力?通过这些分析,人们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因果关系,进而改变现状,再深入到微观层面,在分子细胞层面来治病,比如改变DNA等。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我们正处在一场巨大的革命性变革之中。问:那在经济学领域呢?人工智能,能否让经济学不再依靠“艺术性”和“猜测性”来进行判断?比如,你曾多次提到,政府需要将其债务占GDP的比重降低至3%。否则一切都将会崩溃。
但在面临各种政治后果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做到这点呢?毕竟民众显然不希望政府减少在他们身上的支出。否则可能会看到类似政府倒台之类的事情。
人工智能,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你不是说它能够制定策略吗?
人性才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一切最终都将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方式。问:听到这点,我真的很高兴。即便在DNA编辑、向大脑植入芯片等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仍然拥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达利欧:当然。如果没有的话,那人类就迷失了。既然我们现在依然保有这块容身之地,那我们就必须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也不知道事情将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问:我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仍有争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争论,这些经济政策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达利欧:我们将能够在微观层面更好地理解事物的运作方式。
顺便说一句,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展示了其中的运作机制。我想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些机制——我们将深入到分子层面。这意味着,如今像我们或者美联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在考虑通货膨胀这类问题时,往往只会关注大概5种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比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标等)。而人们之所以使用“通货膨胀”这个词,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次能够思考的事物的数量有限。但在如今这个崭新的现实环境中,我们基本可以深入到分子层面,比如可以了解每笔不同的买卖、交易的具体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不必只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去进行模糊的认识,而是能够深入到分子层面,去理解每一笔单独的交易以及影响它们做出决策的因素,并且能够像生物学或量子力学等领域那样,在单个分子层面上去部署资源。问:人工智能这项技术有着许多弊端。老实说,我对它有些犯怵。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终结它的发展。但它也有好处,上面这点听起来似乎就是其中之一。而关于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达利欧:我并不清楚,人类将走向何方。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到时将会是什么样。但我相信,我们将经历一次“时间扭曲”(a time warp)。我的意思是,未来5年,你可能会感觉时间“嗖地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环境主要是由五大主要力量造成的(一是接近0%的利率环境;二是本就巨大且在不断增长的财富鸿沟和价值观差异;三是一个或者多个大国的崛起;四是自然因素,包括大流行病、干旱或洪水等;五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包括了所有这些因素以及技术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因此,5年后的世界将会截然不同。我也不知道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尤其是当我们进入量子计算的世界时,量子计算在众多方面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可能会引发人们关于“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景”的疑问。问:但作为一名拥有50年投资经验的投资人,你认为到时谁将掌控局面?
达利欧: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谁将会是掌控局面的人。问:这和你一生所做的事,恰恰是完全相反的。过往你一直试图预测未来5年的情况,这是你的毕生事业(business)。我这么理解对吗?
达利欧:嗯,我曾说过,我的工作是尝试去预测未来。
但我想说,不管我在人生中取得何种成功,更多地都要归功于,我知道如何应对自己未知的事情,而非已知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如何应对未知,这点非常重要。
简而言之,我的工作就是在一系列机会之中,寻找到我认为是好赌注的那些赌注,并且进行充分的分散投资。这样我就拥有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正是因为我也不确定未来到底会怎样。
就我实际的投资表现而言,我大概只有65%的预测是正确的。但任何一笔糟糕的投资都可能会让你一败涂地,所以我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一生所学到的东西,包括如何应对那些未知的事物。
问:所以你现在描述的是,一个你对5年后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环境。
达利欧:我比较清楚的是,我依然可以下对一些好的赌注。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高度可知的,就像人们常说的,“人生中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那就是死亡和纳税”。(语出富兰克林)因此我可以有所了解的事情是,比如持有不良资产可能并非好事。所以我会考虑其他的财富储存方式。我会做出一些投资决策,它们并非是稳赚不赔的,但我可以通过进行足够多的投资来分散风险。这样我就能够对一些事情抱有相对的信心,但永远不会绝对地确信。不管怎样,我认为这就是现实。我只是在尽力地描述我们所处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只是活在当下。而现在当人们在描述事物的状况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未来将会是现在的某种改良版。达利欧:他们只会简单地推断,“未来的情况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我敢跟你打包票,未来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达利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你研究变化及其本质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些我们可以观察和理解的原因,而发生戏剧性的巨大变化。但由于事物的本质,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百分百地确定。问:但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正在密切地关注着某些技术的发展,对它的演进过程有着清晰的认知。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几乎完全丧失了主观能动性,比如从来没有人提出过,“难道我们不能强行制止这些技术的发展?”
达利欧:你可能又在空谈理论了。让我们看看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谁来做决策?怎么做决策?我认为,你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觉得我们应该停止所有这些技术的发展。但其他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想法。结果就是,这些观点通过某种方式付诸于行动。所以我们所处的体系就是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些决策的利弊,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问:我也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早已经停止了许多有害而且根深蒂固的事情。比如全球奴隶贸易。英国人说,我们反对这个,我们要停止它。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问:不,我的意思是说,是英国人停止了它。(注:1807年3月25日,英国出台《废除奴隶贸易法案》)
达利欧:好吧。但我只是想说,你必须得审视这个体系,搞清楚是谁掌握着权力。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如何做出决策的?如果我们能够就“谁来做这些决策”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作为集体意义上的我们)能够做到。关于这个理论上能够做出决策的“我们”,我们大可以在这里坐而论道,但现实中需要去追问:究竟谁是这个“我们”?谁在代表人类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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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学堂是新一代的实战型商学院,是红杉、经纬、钟鼎、BAI、天图等指定的投后赋能机构。在北上广深杭厦等多座城市开办教学中心,每年超10000人次的创始人携高管参加课程,92.7%的学员来自口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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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下定决心可能也无法阻止这件事。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直听说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场人工智能竞赛。这场竞赛结束时,其中一个国家将会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一场科技竞赛真的有意义吗?
达利欧: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再次强调一下,我只是从概率角度来进行一些推测,未来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进展。但总地来说,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当你将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公之于众时,最多也只能保护6个月。然后追赶者就会开发出自己的产品。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封锁可能是行不通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各自拥有不同的优劣势。比如中国有许多很出色的芯片,虽然还未达到跟美国同等顶尖的水平。而你看,美国能够设计芯片,但在芯片制造方面却存在明显短板。总体而言,在生产制造任何产品方面,美国在成本、效益上都不具备优势。这是它所遇到的问题。因此美国能做的是设计出更好的芯片,但却无法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而中国则会以非常低成本的方式进行生产制造。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大约占到全球的33%,比美国(约12%)、欧洲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中国的制造效率更高,而且成本更低。并且中国还将芯片嵌入到制造业的发展中。在芯片应用方面,中国更领先;还有机器人领域,当我们将思维和具备自动化的实体结合起来时,也就诞生了所谓的机器人技术,中国在这方面也更为超前。所以中美这两个不同的实体,在不同方面具有着领先优势。我们将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之中。紧接着就会有人试图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或者用其他各种方式来消除这些差异。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图景。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结合,会让制造业重新回流美国吗?
达利欧:在这两个领域,美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了。我认为在这些方面,美国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美国的竞争优势,在于那一小部分、具有独特创造力的人。例如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在全球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上,美国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在创造力、全球顶尖大学方面也拥有优势。美国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让其能够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来到美国,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美国能够在创新方面协同合作,并且法律体系等也都正常运转,这些就是它的竞争优势。但美国在制造业方面并不具备优势。而且我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也无法与进行中国竞争。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它该如何去应对。问:正如你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创造力来源于它的教育体系和大学。
达利欧:还来自于外国移民者。看看那些推动变革、创造奇迹的人,大概有300万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外国人。如果美国能够吸引到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它对于这些人才还是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的,因为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只要看一看现在在美国执掌跨国公司的人都是谁,就清楚了。他们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美国能够让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创造力,它就能够进行创新。但是在生产制造方面依然还是不行。问:你说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过的人。硅谷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在那里。
但你在谈话开始时也提到过,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各个领域博士同等知识水平的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达利欧:我们将会重新定义大学的样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让这些要素协同运作。因为我们距离由人工智能来做出决策、提供智慧的时刻,(虽然不算太远)也还有着一段距离。比如,你不会让人工智能来决定你该如何养育孩子。毕竟不同的人养育孩子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事实上,最后你可能将会依赖它(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具有颠覆性魔力的地方,还是在于杰出人才创造卓越技术所带来的非凡改变上。然后我们要面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问: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决策还能发挥关键作用,我就完全没有问题。刚才你提到大学将会发生改变,我的意思是,它怎么可能不变呢?我曾经以为互联网的兴起会取代大学,但这并没有发生。
因此我的问题是,现行的这种大学模式还需要多久才会改变?毕竟它相当抗拒改变。
达利欧:是的,它的确变化得十分缓慢。但那些缓慢做出改变的事物,都将被时代抛在身后。你以后会看到一些变化发生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生活更像是一场游戏。它几乎就像是一场电子游戏——你将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学习体验。提供教育的方式也将变得更加互动。无论你是否乐见其成,你都将目睹某种融合的趋势的出现——人和人工智能的融合。达利欧:这当然让我感到担忧。但同时也让我感到兴奋。你知道的,最让我担忧的根本问题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实现和谐、幸福和团结吗?我们能共同应对问题、做出决策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我们过于强调从人工智能那里获得的奇妙非凡的成果,比如延长预期寿命、减少疾病等。我们确实能够获得诸如此类的好处。但问题是,我们能够实现和谐吗?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提高吗?我做过一项研究,已经免费发布在网上了。这项研究基于大量统计数据,对全球24个主要国家的情况进行评级,叫“全球大国指数”。我对不同国家的实力进行了评级,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教育实力等。我还对健康状况(人均寿命长短、疾病困扰程度等)和幸福指数进行了评级。耐人寻味的是,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力衡量指标就与国民健康状况没有关联了。这点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按理说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足够资金,应该是可以用此来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的。但这点却并未实现。例如,按这些指标来衡量,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人均寿命却比领国加拿大少5年,也比拥有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少5年。所以在健康方面,这两者的相关性比较弱。而国力衡量指标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则是毫无关联。比如在幸福指数排名中,印度尼西亚位居第二。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一下,人与人之间该如何更好地合作、相处。因为影响幸福感的最大决定因素是社群。当你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群中时,你就会感到幸福,而且这也会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所以我认为,在应对你刚才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时,一切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问:自始至终,人性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对吗?我的意思是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人与人在相处方面却没有任何进步。
达利欧:它是随着周期潮涨潮落的。我是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例如,世界上有许多宗教,而大多数宗教都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你必须遵循神的旨意,必须按照某种特定方式去紧紧跟随。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和谐。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比如“十诫”里就包含了如何实现和谐的规则。(注:“十诫”源自基督教《圣经》中一组重要的道德和宗教规范,包括:1.不可有别的神;2.不可雕刻偶像;3.不可妄称神名;4.守安息日;5.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10.不可贪恋他人财物。)还有诸如”因果报应”(karma)之类的思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追求和谐。我觉得这可以被归结为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你有没有教育、培养好自己的孩子?我的意思是,既要培养他们的能力,让其有一技之长,同时也要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教导他们如何更好地与人相处。因为一个有能力又文明的人,在进入社会后能够与他人更好地合作,进而提高生产力。人必须要有生产力,对吧?但为了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要有和谐的环境。只有在和谐而非对抗的环境之下,才能解决你刚才提出的这类问题。当你问我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发展,然后又说“我们需要这样做、需要那样做”时,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之间该如何相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问:我同意这点。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你并不是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庭中长大的。对吗?
达利欧:你说得对。我父亲是一名爵士乐手。我们家属于中低收入的中产家庭。但我所需的一切都不缺。问:这就是我的问题。你现在显然生活在了富豪的圈子里,你觉得在哪里会遇到更多幸福、快乐的人呢?
达利欧:几乎是一样多的。当你解决了自己的基本需求,比如健康、教育和住所等,你基本上就拥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还有着良好的社群关系的话,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这样的人往往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