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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退休前的五个关键决定

原创 2019-12-20高维学堂

  75岁的柳传志,终于迎来了正式的退休时刻。

  据悉,联想控股将在今天下午正式宣布柳传志卸任联想控股董事长。继任者将是现任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执行董事宁旻。

  宁旻现年50岁,1991年加盟联想,曾任柳传志助理、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目前在联想控股主要负责资本和投资方面的工作。宁旻在2012年成为联想执行委员会成员,执行委员会是联想控股的最高管理机构,也是接班人的“候选池”。

  过去35年,联想属于柳传志时代。他在40岁的时候参与创办了联想,一手打造了这家世界500强公司。

  外界对联想的评价毁誉参半,且往往倾于极端。有人认为它是民族品牌的代表,有人认为它缺乏核心技术正在走向没落。

  无论如何,柳传志参与并见证了大半部中国科技和互联网的商业史。这是一部新旧体制剧烈冲突、旧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的历史。而柳传志,就是那个在新旧秩序间,寻找到平衡点的人。

  柳传志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联想的历史告诉我们,梦想和现实,究竟是何面目。柳传志则用行动指出,梦想和现实的桥梁,究竟该如何搭建。 燃财经选取了柳传志35年创业过程中,五个决定联想命运的关键决定。这是五个历史的横切面,能够让我们看清,为何联想会是今天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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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个决定:弃仕从商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柳传志

  1984年秋,北京中关村的一间小平房里,11个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中年人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宣告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正式成立,这就是联想公司的前身。公司的筹备过程相当简单,计算所的传达室充当了早期的会议室,石灰墙壁、水泥地面、两个长板凳、三张抽屉桌。

  40岁的柳传志是其中一员,正是“人到中年”的年纪。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柳传志有一份相当体面的“铁饭碗”,熬到40出头,可以不用再折腾了。

  那个时候经商不是很多读书人的第一选择。但就在那一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从中南海下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成了“迫切所需”,追求财富开始变得名正言顺。读书人下海,开始暗流涌动。

  实际上,这一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跟柳传志一样投身创业大潮的大有人在,比如用自己贩卖玉米赚到的第一桶金创办万科的王石,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日后成就了海尔的张瑞敏。也是在这一年,柳传志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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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跟百度百科中“柳传志带领10名科技人员,毅然创办联想”的脚本不同,当时在计算所内部,无论年龄,还是资历和地位,柳传志都不是最高的——45岁的王树和是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分别担任副总经理。此外,计算所所长曾朝茂兼着董事长的头衔。

  更重要的是,联想背后站着中科院和计算所,它们提供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以及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资源支持。柳传志早期在联想的任命由中国科学院批准,他的职位后边附加了一个“副处”的括号。这个括号意味深长,表明他并未脱离组织。

  种种迹象表明,柳传志并非“逼上梁山”,而是顺势为之。

  柳传志出身优渥。他的父亲柳谷书早年参加革命,是国内最早的知识产权律师之一,也在银行业颇有积累。相比那些背水一战、放手一搏的草根创业者而言,柳传志的试错成本要低很多。他曾承认,自己在一些人生中的重要选择上,都得到了父亲的指引,包括放弃仕途选择创业。

  而在做科研和做企业这两条路上,日后联想的发展证明,柳传志显然更适合后者。他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他很清楚自己在科研领域缺少专注和激情,相比倪光南这样天生的科学家,他的志向应该是在商界。

  他的性格中还有敢打敢闯不要命的野性一面。这也是为什么在联想早期的“三人核心”中,最后是他独揽大权,带领联想杀出一条血路。 有这样一个细节。早年联想打算从香港进口微机,拿到大陆插上汉卡倒卖,借来的300万元货款汇到深圳,发现钱被人拐走了。

  柳传志二话不说直奔深圳,红着眼在对方家门口守了一夜,“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对方这才退还货款。

  2

  第二个决定:进军海外

  “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骗。”——柳传志

  1988年1月,张祖祥按照柳传志的指示,第一次来到香港。他对这片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的土地感到陌生,他听不懂当地人的广东话,也不会说英语。但他肩负使命——柳传志要在这里启动“海外拓展计划。”

  柳传志雄心勃勃。他计划在六年时间内,在香港完成这样三件事情:一是在当地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形成“里应外合”之势;二是新拓展生产业务,进入个人计算机整合行业;三是在香港上市。这一计划是他口中的“进军海外战略三部曲”,也是当时港媒口中的“大陆表叔又来说大话了”。

  日后来看,这个战略在当时实属英明,它让联想快速打开了局面,并获得了足够的利润。但背后的动机却远算不上高瞻远瞩:通过香港公司卖货,能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增加15%的利润。

  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对生产和进口管制极严,没有许可证寸步难行。核心资源被垄断,老牌计算机厂家可以轻松获得“准生证”,但体系之外的公司要进来分一杯羹,则并非易事。

  这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香港联想公司在1988年成立,柳传志任主席。香港联想的股东有三家: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公司、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各持33.3%的股份。这为联想打开了一扇海外的门,但这扇门是将海外的产品销往国内,而不是进军海外市场。

  当时联想的主要业务是在大陆代理美国AST电脑,同时捆绑销售其自研的汉卡。AST微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迎来黄金时代,联想拿下了它在大陆销售的独家代理权。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里应外合,几乎垄断了AST电脑在大陆的货源。

  联想凭借规模优势,摇身一变从贸易商升级为生产贸易一体化的公司。凭借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联想快速崛起,并开始考虑将AST取而代之。柳传志以“干部培训班”的名义,号召手下的销售队伍,开始销售自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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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创办香港联想成为做大联想的一步好棋。其背后的长远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利润空间,更在于让联想首次接触了全球市场,这让它和国内鱼龙混杂的代理商区分开来,登上中国IT业的顶峰。自1997年起,联想连续八年占据中国个人电脑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

  沿着这条线,联想在2005年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2014年从谷歌手中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业务,2018年收购了卢森堡国际银行。

  3

  第三个:“贸工技”路线

  “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柳传志

  从2004年开始,批评联想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批评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联想没有核心技术,不重视科研,过于偏重贸易和投资。相比之下,华为成为中国企业重视研发、自力更生的典范。这就像是一个污点,在联想身上挥之不去,也成为柳传志心头一块落不下的石头。

  翻开联想厚重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贸工技”路线的确定并非偶然。

  联想曾经重视过自主研发。“柳倪之争”爆发前,柳传志负责市场和运营,倪光南负责技术和产品,两人分工明确同仇敌忾。联想汉卡和“286微机主板”的研发过程,足以证明柳传志对技术的尊重。1989年新年,柳传志曾亲自率队到机场等候从香港研发归来的倪光南。

  但从角色上,或者说从骨子里而言,柳传志更像一个商人,而不是工程师。

  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最大的渴望,就是找到一条道路,把计算所里躺在实验室的技术方案,做成产品卖出去,变成实实在在的利润。事实上,当初他邀请倪光南加盟时,最终打动倪光南的点,就是他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成果躺在奖状上”,正是倪光南当时最大的遗憾。

  香港联想成立后,联想切入生产的产业链条,却选择了利润最微薄的主板生产和整机组装环节,处于整个利润链的最底端。这符合柳传志“海外战略三部曲”的宏伟规划。在他眼中,中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这些最核心的部件,美国公司已经做得很好,联想没有任何优势。

  与其慷慨赴死,不如先在市场里抢得一席之地。

  田忌赛马的古人智慧给了他启发。所以他决定把所有资源集中到自己最擅长的地方,用自己的“上马”,去拼外国公司的“下马”。凭借AST微机的大卖,联想成了成功的贸易商。所以在某一段时间里,业内认为联想就是一家代理商。

  柳传志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在于“把技术变成钱”,而不在于技术本身,虽然他从未否认联想汉卡在联想历史上立下的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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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贸易和技术之间的路线抉择,深刻地影响并决定了联想的命运。1994年,柳传志从“柳倪之争”中胜出,联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贸工技”的路线。1995年开始,柳传志在开会时频繁提起“贸工技”,曾经宣扬的“技工贸”被抛弃。

  时至今日,从联想身上已经很难看到曾经的影子。联想控股是一个投资平台,旗下有专做投资业务的联想之星、君联资本、弘毅投资、联想创投,主营电脑业务的联想集团,只是联想控股的一块拼图。

  从“贸工技”正式被提出开始,联想就走上了“做大”而不是“做强”的道路。

  4

  第四个决定:联想改制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柳传志

  1998年,计算所改制,千余人缩减到百人,大部分人并入联想集团。联想员工持股会(640人参与)成立,并在这一年获得了35%的分红权,可以分享企业经营的净利润。

  2001年,联想再次改制,联想员工持股会出资2.3亿元购买了35%的联想股份,中科院持有65%股份。此举让联想员工也成为了股东。

  2009年,联想又一次进行改制。中科院将29%的联想股权转让给泛海控股,从绝对控股股东降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联想进一步将身上的国有印记清除。

  柳传志通过这三次改制,让联想从一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家市场化运作的民营企业。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铤而走险”的改制,才让联想能够至今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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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商业史上,成立满35年且存活至今的企业不多,从国有企业改制成功并获得市场认可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改革浪潮中,能够在体制和市场之间斡旋,功成身退的企业家寥寥无几。

  体制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没有硬功夫往往难独善其身。在摘掉“红帽子”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家被扣上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一方面要有对创业团队的激励机制,同时又要把握好跟体制的分寸,这是中国企业在特殊时期的体制之困。

  柳传志用他杰出的经营才能和符合国情的现实哲学,牢牢把控着这家公司的航向,以至于在刀尖上行走亦能全身而退。

  他决定对联想进行体制改革的契机,或许比1998年更早,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是一个重要节点,大概是在那个时候,柳传志开始娴熟于资本市场的玩法。

  毫无疑问,联想早期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这也是联想早期的隐形优势。但计算所开办了十几家公司,只有联想真正做起来了,仅联想一家公司的收益,就超过了计算所旗下所有公司的总和。显然,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并非成功的唯一条件。

  柳传志内心清楚,从长远来看,要保证企业的生命力,改制是必经之路。柳传志的长处在于,他知道如何把握分寸。

  1995年2月,62岁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退休。他曾是柳传志至关重要的支持者,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联想才得以成立并发展壮大。柳传志做了一个聪明的举动,他说服中科院,让曾茂朝继续担任联想公司的董事长。某种程度上,这为联想日后改制的风平浪静提供了港湾。

  柳传志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他的为人特质:“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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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决定:确定接班人

  “办公司就是办人。”——柳传志

  柳传志曾两度卸任联想集团职务。2005年,他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少壮派杨元庆接棒。但是,2009年联想集团首次出现亏损,柳传志出山再次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直到2011年才再次卸任交棒。

  但他一直没卸下联想控股董事长的位置。联想控股是联想集团的母公司,它在柳传志的推动下,于2014年赴港股上市。当时柳传志说,联想控股在上市以后两年之内平稳,自己就“画句号”。事实是,柳传志的退休时间比预期的晚了三年。

  确定接班人是个严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它将直接决定这家大船未来的航向。以柳传志和朱立南为代表的老一代,都将在这次调整中宣布卸任退休,以宁旻为首的年轻管理团队,将从老一辈手中接过大船的钥匙。

  柳传志40岁创业,1994年香港联想公司上市时,他已经50岁。他在联想的威望无人能敌,时至今日他一直牢牢把握着这家公司的航向。或许早在20多年前,柳传志就已经开始物色接班人选。

  孙宏斌曾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选。1989年联想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他在20多岁的年纪,就已经开始在联想实际掌握全国的销售网络。

  虽然毕业于清华大学,孙宏斌却改不掉一口的山西腔。业内传闻,柳传志为了让孙宏斌锻炼口才,曾逼着他每天讲一个故事。但孙宏斌的企业部日渐做大,甚至开始和联想分庭抗礼,最终孙宏斌被“送进”监狱。

  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艰难的工程”。

  跟孙宏斌一样曾有望入选柳传志“接班人计划”的郭为,因为联想内部冲突,接下了从联想分拆出去的神州数码。2001年,联想一分为二,一个是联想集团,由杨元庆执掌,一个是神州数码,归到郭为名下。杨元庆成为联想集团实际上的接班人。

  比柳传志小18岁的朱立南,也曾是呼声较高的潜在接班人之一。他在1989年加入联想,1993年离职自行创业,但在1997年重返联想,并一路晋升至原联想集团最高领导机构——执委会成员之一,这是接班人的候选池。

  2001年,联想投资成立,朱立南任总裁。在联想向大型资本集团转向的过程中,朱立南充当了排头兵。2009年,有媒体询问朱立南是否为柳传志接班人,柳传志表示有可能猜想是对的,也有可能是不对的。事实是,他在2012年升任联想控股总裁,但董事长依然是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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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朱立南、杨元庆、郭为等声量较高的联想元老,50岁的宁旻要低调得多。

  宁旻的职位不是最老,学历不是最高,甚至入职时间也不是最长的。他的职业起点是柳传志助理、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并非业务出身。2012年,宁旻被任命为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兼执行委员会成员,进入接班人候选池。

  随后宁旻一路晋升。从公开信息来看,虽然宁旻在公众中发声较少,但他却在联想系的所有核心岗位上占据要职,手握实权。他在联想控股的股权比例仅次于柳传志和朱立南。

  如今,柳传志终于即将迎来退休,新一代领导班子也将完成代际交接,集团层面的架构调整或将不可避免。无论联想这艘大船未来将驶向何处,带有浓重柳传志色彩的联想时代和联想故事,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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